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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的水果 于燕青 一个地域一种水果，因为某个人，其宽度与广度就不一样了。 —题记 柚子 那幅画就贴在通往车间甬道的墙壁上，每一个走进车间的人都能看见。整体看起来像是印象派的画，占据画面三分之二的是天空的蓝，蓝得很夸张，有点像凡·高《星月夜》里的天空，这样深而凝重的蓝也许是为了渲染“天”的重要，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这是一家柚子加工厂。是的，做食品行业的人若没了敬畏感是可怕的。画面的下半部是绿草地，绿草地上有一架跷跷板，跷跷板一头是庞大的犀牛，另一头是一颗蜜柚，一颗蜜柚比一头犀牛更重，犀牛被高高地翘到蓝天上。画上写着：“琯溪蜜柚，重在品质。”何况琯溪蜜柚也是值得重视的。 “琯溪”为地名，即今天的漳州平和县小溪镇。琯溪蜜柚就是漳州平和琯溪这个地方种植的柚子。中药材里面有“道地药材”一说，就是最好的出产地，每个地方都有上天独赐的福分，都有最好的出产。按此说法，平和琯溪蜜柚就是道地柚子。琯溪蜜柚早在清朝乾隆时期就是贡品，贡品，那可是皇帝吃的，金口玉食能不出名吗？当地至今保留着当年御赐作为贡品标记及禁令的“西圃信记”的印章和青龙旗。据说古时柚字被称为“抛”，平和抛，就是平和柚子。明朝嘉靖年间《西圃公墓志铭》就有记载：“……公事农桑，平生喜园艺，犹喜种抛，枝软垂地，果大如斗，甜蜜可口，闻名遐迩。”西圃公为李氏一世祖居士公的第十八代孙，是当地望族，因这篇文章也被尊为平和琯溪蜜柚之父。清人施鸿保，浙江人，进士落第出仕无路，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年)到福建来投亲靠友谋生。在闽地当幕僚十四年，写下《闽杂记》，其中专为平和琯溪蜜柚辟出一目“平和抛”，他写道：“闽果著称荔支外，惟福橘、蜜罗柑。窃以为福橘之次，当推平和抛……” 在古中国，平和亦是荒蛮之地，而柚子这种水果却成了一种媒介，与朝廷有了联系，与皇帝有了联系。柚子，如今已经没有那样特殊的使命，昔日皇家贡品，如今已是寻常百姓家普通水果。四月天，我来到这个叫平和的地方，漫山柚树正值盛花期，一条水泥铺就的路凌驾山与山之上，驱车而上，尽享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阳光现出它的质地，不再是早春那般硬，柔柔地为绿叶中半藏半露的粉白花儿镀上一层光晕，斑斓的光点碎银般地跳跃在叶片上。在这里，嗅觉从极度亢奋到极度麻木，柚子花香是如此汹涌、空旷，全被这香淹没。这香似七里香，又似茉莉花香、罗汉果花香，是那种能搅动食欲的香，在五脏六腑里冲撞，搅缠出从未有过的饿与馋，不能填饱的饿和不能解的馋，内心深处有隐隐的欲望。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来看，已经挂果了。那幼小翠绿的花萼有神奇的力量，抓托如此大的果实一直到成熟。那么小的花结出那么大的果，柚树可谓植物界的杂技演员了。那些实沉的果如金黄的满月，这芸香科植物特有的辛烈香气和清冽的酸甜，最能驱使人的意念，让人还未吃进嘴里就已满嘴生津。当地人在中秋节时不仅吃月饼，也喜欢吃柚子。 解放战争时，我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南下作战，打漳州战役时，父亲忽然打起摆子来，病得很重。父亲拒绝战友来照顾他，只身一人躺在床上吃柚子，柚子吃下去感觉好多了，父亲说他就是吃了柚子才好起来的。我没有特意为柚子做宣传，我其实不太信。但父亲真是这么说的。不管信不信，我都应该说一句：“亲爱的柚子！” 香蕉 从市区到天宝约十公里的路程，钢筋水泥一路式微，现代工业景象在缩小，直至被农业的生态的景象所替代，天宝镇五里沙村就到了。这里南临九龙江，北靠天宝大山，大山将北下寒流阻截于外，江水自在舒缓地流淌着，迂回成一个弧形，一个怀抱的姿势，天宝镇五里沙村像被母亲河伸出的两个手臂温暖地拥抱着，江水体贴细微地滋润着这片土地，肥沃的江水冲积夯实了这块宝地，日照又充足，于是稻香三季，花开四节，水果更是丰盛得很，尤其香蕉在这里得天独厚。天宝本是闽南极普通的乡镇，若不是上天特别垂青，何以这般锦绣。地灵之处出人杰，果然，这里有著名天文学家戴天赛、桥梁专家戴尔，而林语堂更是让天宝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从林语堂纪念馆出来，走在长长的防腐木铺就的栈道上，周围全是绿色的香蕉树，酥润的小雨洒下来，青白的雾气升起来，香蕉树绿得更隆重了，眼睛已经不够用了。因为绿色的蕉园，这里便是秋风秋雨喜煞人了。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香蕉园，好像全世界的香蕉树都聚集到这里了。阔大的叶片层层叠叠地往远处铺展，有“蕉海”之称，可见其浩壮之势。因了林语堂，蕉海更多了文化的气场。香蕉树在闽南也是极普通的，普通到让我忽略了它的美，扇形若冠的长叶子有些憨，憨得只知道一味地结果子，让人觉得它很功利，不像桃树李树，除了结果子，开花时节还要闪亮登场，摇身成为观景树。现在我才知道香蕉树也能这般养眼，这般壮美。一个地域一种水果，因为某个人，其宽度与广度就不一样了。因为林语堂，天宝香蕉就多了文化底蕴，就像茅盾之于乌镇，鲁迅之于绍兴，莫言之于山东高密乡。说起红高粱你必然联想到莫言，可见红高粱已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一种粮食作物了，它也成了一种精神的文化物件，那么，天宝香蕉自然也不仅仅是一种水果了，我想说：“红了高粱绿了香蕉。” 杧果 杧果，在众水果中实在不一般。杧果有过独特的历史，曾被作为圣果供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应该都记得，毛主席曾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时间，这本来极普通的南国水果，搭载着“热烈欢呼”“纵情歌唱”“热泪盈眶”这些极煽情的词汇出现于各大报纸。人群沸腾，大街小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人们捧着复制的杧果四处游行。我就见过蜡制杧果，据说是按照原物仿制而成的。 我所居住的这个闽南小城很多街道两旁都种满了杧果树，杧果成熟的季节，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果，煞是好看。杧果们在风中嬉笑着，高高在上，睥睨着滚滚红尘里的人与车，好像在说：“当年我可风光了，比你们都出名。”杧果是有专人管理的，路边常有人摆了摊现摘现卖，当地的杧果虽然个子不大，外表不好看，但很好吃，比那些台湾的、国外的更受人青睐。要是有人在路边旁若无人地剥了吃，就会飘过一阵沁人心脾的异香，引诱着你不得不停下车，买上几个带回家。我常常是抵不过那果香，遇到了就要买的。还曾经发生过悲剧，就在我家附近的胜利路段，一天晚上，一个杧果从树上掉下来，滚到了路中间，一个小男孩跑去捡这杧果，忽然被一辆驶来的汽车压死了。听见此事的人心中悲戚。 我那时在一家企业上班，每临春节，常要上夜班，要上到半夜两点左右。我胆大，半夜两点我也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有一次，我正骑着车，道路两旁的杧果树，密匝的枝叶把本就昏暗稀疏的路灯给遮掩了。我一点也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总是看到不远处的杧果树底下有个黑影，矮小人儿的黑影，待我接近，那矮小人儿又在前面的树下了，反正他总在我前面的杧果树下。第二天，我把这事说给厂里的工友们听,他们的表情很诡异。有一个工友压低声音跟我说，说我看到的那个小矮人是鬼，说杧果树下常有鬼出没的。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都这么说的。我很惊诧，要是当初，谁敢说这么神圣的果子树下有鬼，那谁就会被当作鬼吧？那时叫“牛鬼蛇神”。 橘子 没有哪种植物能像橘子树与文学那么靠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出自屈原的《橘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这似乎让橘树有了君子般的高尚品格。无独有偶，歌德在论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时，做这样的比喻：“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橘。”橘子，曾经成为我姥姥声讨我爷爷不够爱我的证据。我的姥姥不知道屈原的诗，只知道橘子好吃。我的爷爷，按现在的话说，很前卫的，六十岁上又续了弦。据说，那天爷爷和我的后奶奶在家里享用橘子。橘子，这在今天是司空见惯的水果,即使在北方也很容易吃到。可是在物流不发达的六十年代的中国北方乡村，那是只应天上有的仙果呀。多少人只闻其名，未见其面。据说爷爷掰开橘子，一瓣一瓣地塞进我后奶奶的嘴里。我蹲在门槛上，眼馋地看着这一幕。这情景让世上最疼我的人—姥姥流下泪来。她拉起我就赶到村供销社，可是人家供销社的人不卖给我的姥姥，她们说必须是军属才供应两个。 我八岁那年，不肯离开姥姥跟随父母到南方去，临走时父亲急中生智，父亲说福建有很多橘子呢。我说有很多吗？父亲说是的，有很多。我就对姥姥说，等我去福建拿到很多橘子就回来。后来我住在出产柑橘的这个地方—漳州，一住四十多年不曾离去，我这凡俗之辈是否也活出了点“受命不迁”的意味。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陈子铭 走过一些城市，领略过一些城市的风景，但不可选择的出生和可以选择的落脚点，仍然是这座闽南古城，人们叫她漳州。 我想，一个城市被这样叫了多年，大抵是因为她有些历史，所以有些底蕴；与现代生活维持着较大的关联度，所以不算落伍；现在看起来还有些躁动，所以还有一些远景可供猜想。城不大，骑个单车40分钟可以穿越新旧城区，城里人往返于过去与现在之间似乎不是件难事。 这些，都为城市随想提供一个空间，为她的未来变数隐匿几许可能。 一座存在了多年的城 这是一座存在了多年的城，她的整个历史积淀层不仅仅局限于建州后的年时间。在她的辖地，与厦门隔海相望的南太武，被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市区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使漳州先民活动时间至少推到4万年前；华安沙建仙字潭摩崖石刻所传递的远古信息，仿佛是时间的孑遗，这些岁月深处人类的生活烙印，突兀于21世纪的日光里，使走着香车宝马的城，成为悬浮于世纪之间的真实存在，过去遥远，未来遥远……而一些历史嗅觉敏锐的人，或可从流荡在城市上空的风，去分辨哪些是上古的，哪些是今天的…… 在艳阳高照的盛唐，漳州仍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一个叫陈元光的岭南行军总管，带领他的58个姓氏近万部属，来到这里，成了一座城市的开创者，成了一种文化的缔造者。带着遥远的河洛印记，那些被盛唐的暖风熏过的诗歌和铁犁，在江南之南，开放出芬芳的花朵。这朵花，我们称之为闽南文化，它从最初的刀光剑影走向明媚的亚热带日光，强劲成了她的精神特色。在今天的城市，一些不曾被记忆遗忘的角落，苍老的榕、古朴的坊、那些祭祀陈元光的庙宇刻意渲染的红，仿佛成了这个城市的生命颜色。 到了暖风徐徐绽放的宋，一个智者的声音成了城市最恢宏的记忆，州学成为漳州文明的里程碑。朱子以花甲之年出知漳州，在他衣袂飘飘的身影之后，一座文化昌明的城市，在城南白云山的一声轻叹中，隐隐在望。那被千古诗书吟唱过的宽大的屋脊，至今仍然泛着古典的光泽，令仰望者为之神摇。 当大明王朝枯灯将灭的时候，漳州迎来下一个文化标志。这是黄道周，一颗和顾炎武、黄宗羲一样在中国文化的星空里灿烂耀眼的巨星。乾隆皇帝称他是“一代完人”，大地理学家徐霞客称他“书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追周孔，为古今第一”。他走过的地方，为人追忆；他的书，为人传颂；他那回荡于朝堂之上、村野之间的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高蹈的文化理想，为人景仰。 这是一个古意的城市，穿过那些午夜的街，走过那些流过河水的桥，我们可以聆听，智者的声音，穿过悠深的岁月，给我们讲述传承的故事；我们可以探寻，圣贤的脚步，留给城市的所有记忆；我们知道，有一种内在，高居于山川草木之上，城市之上，岁月之上…… 当落日的余晖，缓缓地照着城市，那些唐朝的寺庙、宋朝的州学、元朝的老榕、明朝的牌坊、清朝的大厝和民国的老街，影影绰绰地走出我们的记忆之城，我们看到来自岁月深处的沉重的木门一扇一扇咿咿呀呀地开启、关闭，如同一场场演绎千古人生悲欢的戏剧，在锣声轻点中开场、闭幕。 于是在平庸精致的拜金主义的脸庞成为商场最醒目的摆设、优雅矫情的浪漫主义格调与风韵成为街上流行、张扬迷乱的后现代主义表情隆重面世的今天，我们看到一座尚未在岁月中失落的城，我们看到城里低眉顺眼的那一点古意、挥洒自如的那一派古风、浅唱低吟的那一脉古韵，我们看到城市在过去时态中的那一种令人心动的人文光彩。 移民城市 漳州曾经是一座移民的城市，一座由移民建造的城市。当初，陈元光和他的追随者开创这座城市的时候，这里地处蛮荒，他们大约不曾料到，年后，这里是一个万人口的城市，人们操汉唐古音、着现代服饰、架机动车辆，北望中原，他们依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 漳州又是一座输出移民的城。在这城市建立大约年后，创建者们的后裔开始成群结队走出城，开始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年间，上百万的漳州子弟，东渡台湾、闯荡南洋、南下广州十三行、北上上海滩……在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来自漳州的商船和葡萄牙、西班牙人的商船一起，建立起一条以马尼拉为中转，联结漳州和北美阿卡普鲁多港的大三角航线，漳州人在参与构建起那个年代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同时，迎来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台湾移民社会的高速成长，使宝岛成了漳州人的舞台。现在多万台湾人中，漳州籍的占多万；在广州，那些富可敌国的帝国商人，有许多来自漳州，大清国最早的行商首领，就是漳州人潘振承…… 漳州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一次以漳州为终点，是农耕文明对海滨蛮荒之地的洗礼；一次以漳州为起点，是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碰撞。 所以，这是一座融合了两种文明、两种性格的城，对祖根文化的认同和与主流意识的若即若离，使城市人群带着边缘群体达观、开放的特征。 移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是历史留给漳州的厚赠，城市的内在是文质的，漳州保留了来自中原的文化传承，同时也保留了本土文化。即使人们游走四方、家国万里，留在本土的繁如星辰的历史建筑，那些街、那些巷、那些散发着旧日沉香的厝，始终保持着闽南文化的显著特征，不媚俗、不夸耀、不守旧，表象与生活在此间的人同生共荣。典型的“番仔楼”在一般城市的历史中并不多见。洋溢着闽南风情的“五脚居”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同时漳州也消化了外来文明，人们把对外来文明的理解，通过一根漂亮的罗马柱、一点巴洛克风格的雕塑，一个哥特式的尖顶展示出来，装饰自己的楼面，也装饰自己的梦。 这是一座移民的城，一座早早接纳中原移民又早早向海外输出移民的城，来自黄土地和来自海洋的两种文明在她身上交相辉映，使她成为一座浮游于岁月之上的城。少有中产阶级的格调与气质，少有暴发户的浮华与奢侈，她的底色带着老照片式的温暖坚韧的黄。 在这样的城市，一些本不相干的人，会十分惊讶地找到共同的源头，他们的祖先，往往来自那支南来的唐朝军队，或作校尉，或作队正，或作伙长，或作兵士，从干燥的北方来到这块水汽氤氲的土地，侥幸活下来的，成了一个族系的源头，他们的身后，成了一幅幅时光的作品，照亮城市的记忆。 在这样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成功故事，看到故事里的人笑容灿烂地从那些平庸或精致的老厝里走出来，带着自己的妻小，带着谜一样的过去，然后烟尘一般消失。现在，那些曾经摇曳着温暖烛光的老屋，住了一些不相干或有点相干的人，那些刻花的窗棂、那些巴洛克风格的装饰、那些清爽的阳台，在无言中老去，而那些旧日的花坛，有时也还能开出一些灿烂的花朵。 这么一个城市，一个曾经在葡萄牙古航海图上被清晰标注的城市、一个曾被遥远西方航海者视为财富与希望所在群起而至的城市、一个石牌坊上刻着皇帝御书也刻着身着莎士比亚时代服饰的欧洲人的城市，一个有着失落的英雄情结的城市，她在历史进程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无论是冰冷肃杀，还是达观向上，都将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被对历史有好感的岁月拾荒者仔细翻捡，在某个晴朗的午后，被小心地摊开在21世纪的亚热带的日光下。 而人们在许多年以后，或许将重复讨论那个重复了无数遍的城市话题：“你从何处来？你往何处去?” 林语堂，城市的另一张面孔 林语堂是漳州人，是一个走着看世界的漳州人，他生活过的城市包括北京、厦门、上海、纽约、台北、香港和别的一些地方，他行走的时间远远多于在漳州滞留的时间，但别人认为他是漳州人，他也乐于认为自己是漳州人。到了晚年，他还能够如数家珍般向人们描绘九龙江两岸的美景：丹荔、橘园、竹林、篷船、顺着水面飘来的笛声，以及能够粘住灶君嘴巴的麻糍、除夕的水仙、好吃的萝卜糕和东门外的小伙计，现在这些依然是漳州人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充满智性的人，一个失散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的家庭的后代，一个出生于暗淡年份的男儿，一个出身天宝农民的坂仔牧师的儿子。生于乱世，身逢乱世，有走世界的嗜好，喜欢玩味某些生活细节，不温不火的调侃，淡淡的幽默，那个年代的战争、死亡、疾病、饥饿也就远了。 提到林语堂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联想到这座城市的面孔：平和、包容，就像那个明清时叫观前街、现在成了新华西一部分的地方。当它安静地待在城市一隅等待湮灭的时候，它衰败的表情下面依然隐藏着不凡的面孔：知府的衙门是旧日风光所在，厚重的残墙至今彰显着官家威仪，比邻知府衙门的医院，然后是曾经隶属于多明我会的天主堂和建于同治年间的基督教礼拜堂，再往后，一座光绪年间的民族英雄的祖祠和一个死于太平天国战火的福建陆路提督的祠堂掩映在一片绿荫中，接下来是唐皇敕建的天庆观，最后是龙溪县衙门，这么一个不太长的街区里，这么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和它们所要表述的意识形态平和相处，这就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城市的年代缩影。 这是一个平和闲适的城市，不排外，也不媚外，有点恋旧，不算守旧，不太物质，也不太缺物质，就像一个有过一些经历的中年人，对过往岁月有些感悟，对未来生活有所期待，对身边的变化心存善意，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想法，富足时不会做出太有钱的样子，不富足时也不会显得太寒酸…… 这种城市有时适合一些精神浮游，比如作大隐隐于市状。于是，人们喝茶，坐在“五脚居”下，袒胸露背，看旧日的玩伴香车宝马、招摇过市，笑笑，看日色渐黄，兀自喝茶；周日早起，闲坐，看日光一点一滴从窗外移入，在窗台或茶几上留下一片一片的黄，又一点一滴地移出，窃喜，又得半日之闲；盛夏，着人字拖，在市场提几根葱，提几根蒜，晃晃荡荡，天很热，人亦很热，心里却有丝丝凉意…… 禅师说，活在当下。许多人果然活在当下。 生活开始物化的时候，非物质的愉悦，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精神逸出，城市有些发展，城市有些积累，那种精神逸出便容易了许多，即便简单的生活，也总能过出层层叠叠的意思来。 于是，人们在这样的城市里平静地生活，平静地老去。日光暖暖地照、沟里的水缓缓地流，锦歌一直有人在唱，茶店小姐筛茶时一直温婉地笑，宝马奔驰一直有人在开，跑了五十年的三轮车也一直在跑，麻糍天天有人在吃，电视节目也天天在播放，看累了电视的猫有时会懒懒地睡在老式的厝顶，醒来了揉眼就见到午夜残留的霓虹灯光还在装点着高楼的梦…… 生活闲适，但并不苍老。 一条江成就一座城 这世界有许多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名，水是城市的灵魂。 作为母亲河的九龙江是漳州城市历史记忆的核心部分，她见证这个城市的成长、变迁以及同其他城市的关联，也见证市民生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走近这条江，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一览无余。水作为记忆，沟通着城市的传统与现在：作为江之背景的圆山，是许多离乡背井的人对家乡永恒的念想，台湾历史上林林总总与之相关的地名，正是早期漳州移民的余痕；作为城市标志的水仙花，最初生长在圆山阴影下的四个村庄；泊在江畔的历史街区，完整地保存了民国初年的风貌，它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后来又规划、建设了厦门市区；曾经住过弘一法师也住过陶铸的千年古刹南山寺，它的旧日分院南普陀寺今天是个香火鼎盛的所在；城市东厢浦头港，是个“鹭岛贾舶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出也”的商港，转口贸易直达台湾、广州、上海、南洋诸国；下游的月港，曾经取代宋代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而成为撬动中国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一个支点，它的繁荣，使漳州成为明代福建著名的商业城市；现在也是漳州市依港立市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漳州始终保持着朝向大海的姿态…… 水，是这个城市的核心记忆，以及生命延续的最深层的体现。漳州给自己的定位是：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工贸港口城市。这个定位，涉及城市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种种构想，城市的发展由此隐约透出了历史的厚重和沧桑。 江成就了一座城，但她未来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一条江。 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漳州历史街道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一脊飞檐、街廊风雨，叙不尽乡愁。作为近代城市的缩影，街区依然存活在人们的生活中，就好像至今仍然灿若星辰般散落于海滨乡间的历史建筑一样，似乎时刻提醒人们：传统的生活风貌完全可以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在现代生活中延续下去。 漳州在城市进化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历久弥新的再生能力，为现在以及今后城市发展提供这么一种前景：人与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或许将逐步走向和谐共荣。 作为母亲河的九龙江穿城而过，两岸如画美景映衬出城市风韵，沿江伸展的滨江大道和湿地公园，成为城市一道风景。桥，陆续出现在江上，勾连南北两岸，见证城市的成长；路网撒开，将城市的人流、物流，快速送达城市肢体的各个部分。人们这样构想自己的城市：东边，城市的门户，那里曾有虎渡春潮、西浦夕照、鹤岭晴烟、唐代的驿道、宋代的石桥、明代的关隘，它们与现代高速公路沟通交汇于时光；西边，宝峰飞翠，那里是林语堂的老家，十里蕉园、西湖风光，宛在梦中央；南边，与老城隔一条江，那里是千年佛国圣地、朱子登高的地方，南山秋色、圆峤来青，建起图书馆、歌剧院、艺术馆，做成人文地标；北边，府兵插柳为营，城市开创者的安息地，唐代的书声仍在，北溪之水犹存。人们用上百平方公里的外围生态景观梳理未来城市的人文肌理，构建城市生活。作为城市外延的那些乡村，那些田园牧歌式的乡野气息，因为土楼的成功申遗，或许在迎来商机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气；而连接城市出海口的那座港，与厦门市共扼厦门港，是国家交通部批准的对台澎金马直航港，不菲的年吞吐量，使她拥有雄视大海的胸怀。 作为一座有着年历史的城，漳州城市化进程也许并不是历史长卷式的，但是她的变迁显山露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30年前，她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仅6平方公里，今天近50平方公里，在新一轮的规划里，她有上千平方公里的伸展空间。 也许，我们需要换一种表达方式，来完成从记忆之城到未来之间的跨越。 我们已经看到城市正在被商业集团轻而易举地占领，看到商业浪漫主义正以华美的方式对城市上空进行新一轮渲染，我们看到被各种考究的卡片所圈定的VIP人物正成为城市热点话题，看到最新流行对传统生活方式有条不紊的颠覆。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年前卡尔维诺所预言的未来城市并没有那么令人不安。 城市在过去与现代间浮游，城市自身也在裂变，城市生活有时是个温柔的陷阱，把喜欢她的人，困在其中，欲罢不能。一些心气高的人不得不借助高空摄影技术，来绘制一张精致的城市地图。人们有时会在自家门口迷失方向，仅仅因为盛夏蝉鸣、因为天降大雨、因为街心跑过一只牧羊犬……但是，生活终归是生活，人们在此间醒着、睡着、站着、躺着……风与建筑物摩擦发出的声音像一首缥缈的音乐，提示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现代城市顺着自己的惯性前行，城市的骨骼、肌肉以及那些由钢筋、水泥、玻璃组成的丝丝入扣的纹理，裸露在风中，她所彰显的生活形态，也许正成为人们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宿命，这座正走进现代的城市，仅凭旁观者的洒脱和当局者的谨慎并不能握住城市精神的全部。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在此间生活的人，开始用画笔，来记录城市的过去；用镜头，来思考城市的变迁；用古老的唱词，来宣告自己的坚守。 改变所能改变的，坚守所能坚守的，这成了许多人的话题。 这个时候，城市的发展走向，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城市悬浮于传统，传统悬浮于思想，思想悬浮于岁月，岁月沟通着现实。这个滨水的城，有时候，需要在寂寞的时候，聆听她喘息的声音，如古老的送水车，行走在午夜的街头；有时需要在寻常的日子，遥看待发的征帆。这样，我们便可以越过时光的阻隔触及她的灵魂，并找到她在现代生活中的另一种存在。 水袖 朱向青 偌大一座寺庙，大门紧闭。直至七八十年代被租用为芗剧班场地，才热闹起来。姐姐去的时候才刚小学毕业。听母亲说，是怕姐姐被送去上山下乡，刚好省艺校下来招生，于是就通过层层关卡的严格面试到了芗剧班。芗剧又称歌仔戏，是用闽南语演唱的汉族戏曲剧种。起源于福建漳州，成型于台湾宜兰，流行于东南亚一带。姐姐最常练的是水袖功，“水袖”是缀在戏服袖口处的一段白绸，约二三尺，舞起来行云流水，人物情感顿时被放大、延长。排戏时，剧中的小生、小旦及小丑，投、掷、抛、拂、荡、抖、回、捧、提，靠着这些招式的相互搭衬，表现出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有的用水袖轻轻地虚拭表示拭泪，有的用一只手扯起另一只水袖遮着脸意为害羞。有的躬身时用一只手横着扯起另外一只水袖表示恭敬行礼，也有两人对练把水袖轻轻地扬起来互相搭在一起表示握手相拥……水袖功如果没练好，到了舞台上水袖就会像两条不听使唤的布条，收不回，出不去。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姐姐很勤奋，周末回家，也常带这水袖回来练唱，我那时还小，看了眼馋，总在长袖善舞的姐姐身旁蹭来蹭去，姐姐就抓我来配戏，我原本就是姐姐的跟班，即刻上场，她扮白蛇，我扮小青，姐姐的唱腔宛转清丽，我听得入迷，自己的却只记得一句，水漫金山后，“我”义正词严爱恨交织痛斥许仙：“你却为何站在法海一边！”当时小心眼里真把姐姐当成了白素贞，对不在场的负心郎许仙满腔义愤，连唱带比，全无章法地把个水袖甩来甩去，骂的十分带劲。 周日傍晚，爸爸常常借辆三轮车，捎上姐姐和我，一路吱呀回寺。有时我等不得姐姐一周才回来一次，便吵着妈妈给姐姐炒面茶让我送去，那时我家就住江边，一桥之隔，妈妈便也默许。到了剧团，只见入门处，隔出一间教师办公室，一间跌打治疗室。外面就是长长走廊，廊边墙上的橱窗里站着十八罗汉二郎神哼哈二将等，有的慈眉善目，有的青面獠牙，手拿棍棒刀叉，做出各样吓人样。那时还小，每次都低了头快快跑过，不敢多看。见了姐姐我偷偷问，那么多菩萨盯着，怕不怕？姐姐一边把面茶分送一些县里来的同学，一边笑答，白天不怕，晚上害怕。上厕所要经过那道长走廊，所以，一般不多喝水，早早睡下，一觉天光。 那时姐姐她们就餐的是大食堂。每至用餐时间，大伙儿拎上白色搪瓷缸、铁汤勺，呼朋引伴，叮叮当当，相约用饭去。正是长身体的少男少女，练功本就耗力气，又没有现今孩子们多得数不过来的零食，每日这几顿就成了大伙儿的念想，散着热气的白乎乎的饭团，一荤一素红绿相间的菜肴，连同浓浓的汤汁，从小窗口胖乎乎笑眯眯的阿姨那儿递出来，还额外搭配一小碟烧制过的酱油，一浇，一拌，就成了众人口中无上的美味。姐姐说，因为她们属省级单位，特殊照顾，每人每月的定量比一般百姓多出一点，每至周末，有时中餐米饭会改成肉包馒头，通常是一人四个肉包。姐姐惦着带回给爸妈弟妹尝尝，就怀揣着，一个也不吃。一路肉包香气直钻心里，姐姐忍着，觉得这路怎么这么长，怎么走也走不到，心里油然生出一个愿望：以后工作了，有了钱，一定要买上一大箩肉包，给自己，给家人，吃个够！还有香喷喷的花生、酥饼，那是大伙儿放假时回各自县区带回的美食，一人分发一点，也成了姐姐一路上的遐想。 夏天到了，情势突然紧张起来，高音喇叭不断播出要地震的消息，人心惶惶。恰逢周末，老师不在，班长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出逃大计，大伙儿纷纷出主意，有一个说，市区马肚底广场那里宽敞、安全，可以到那里暂避。主意打定，各自回去收拾东西，其实这群小儿女哪有什么贵重细软，不过都是一些团里发的东西：一套被褥，带不了；几件衣服，用一个当时流行的带网的尼龙袋子，胡乱塞了。还剩下一件家当—搪瓷脸盆，倒没忘记，班长一再交代，地震来了，拿它当头盔，都带齐了。临行集合，面面相觑，每人清一色手拎头顶，想想，那场面有多滑稽。大伙儿也顾不上笑了，像一群逃难大军，急急出了寺门躲避。事后姐姐回忆，当晚他们就在广场上露宿，有细心的还带了一块塑料布出来，往草地上一铺，顿时成了天然的床褥，左顾右盼，俨然贵族，令众人十足羡慕。姐姐说，生死关头，大伙儿反倒不怕了，有说笑的，有拿刚才狼狈样子打趣的，也有几个凑一起，不知什么心思，沉默不语。看夜幕沉沉，大伙儿竟惦念起寺里，有一个说，天明无事，我们就回去吧。齐齐赞成。就这样过了一晚，天亮了还是手拎头顶一路步行，撤回南山寺。入门，一眼看到天王殿的弥勒菩萨，慈眉善目，大肚憨笑，像在迎你。就连左右两侧站着的四大天王，有的怀抱碧玉琵琶，有的手持青光宝剑，平时看着浓眉怒眼，一脸凶相，现在竟也让人心定，感觉可亲。班长突然大悟：还有什么地方比庙里更安全？ 到了冬季。姐姐他们因为赶上宣传地方戏曲的好时机，属省重点培养戏苗子，大家不但行头统一，从绿红腈纶衣到平底白球鞋，清一色崭新鲜亮练功服，还每人额外发了一件长大衣，颜色是当时常见的军绿，但多了个稀罕的咖啡色毛领子，摸着柔柔绵绵，像抱只小兔子。这让姐姐他们着实兴奋不已。他们还是孩子身形，穿着未免长了点，可又忍不住想炫一炫，便常常于傍晚饭后时分，一大群人呼三吆四，大衣毛领，打扮齐整，浩浩荡荡出寺，洋洋得意踩街去。沿街几乎家家摆摊设点，卖些香火烛台、香皂毛巾等日用百货。每天坐镇店中，家长里短，早已见怪不怪，见一群绿蚂蚁蠕蠕而出，眼睛鼻子大半裹在毛茸茸里，又见底下几乎垂地，都谑心大起，探身或挤在店前围观，有的还故意把手掌拍得作响：“南山寺那批戏娃子，又扫大街来了！”几次三番，众人只觉颜面扫地，悻悻回去。毛领也灰溜溜的收了它骄傲的亮闪的光，随主人“暗淡”收场。有一两个会缝缝补补的大婶拉住他们，少年家，离家出门也不容易，我帮你们改一改吧。姐姐她们却又不乐意，反正个子还会长的，这么安慰自己。大衣不常穿了，却依然是大家的宝贝，珍藏着。到毕业时带回，绿色的布子，咖啡色的毛领，还是颜色分明，毛领摸起来还是一样柔软可爱，样式却略显旧了一点，南方也始终暖和，姐姐就渐渐不穿它了，渐渐地忘了。偶尔提起这事，妈妈恍然想起：“早给了你叔家的阿红。” 晨钟悠悠中，这群如花少女忽然沉静起来，一向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的也懂得了矜持，人前低言少语。男的呢，正相反，陡然多了些阳刚之气，只是，依旧毛毛躁躁，粗心大意。偶尔，一对少男少女遇于庭院两侧碧绿碧绿的鱼塘，心有好感，却知道避些嫌疑，两人隔老远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一个看着鱼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一条，两条，三四条，假装数数，偷偷瞟往一边去。一个忙着查点鱼塘里香客们买来放生的乌龟，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大的背上还驮只更小的小乌龟，真有趣！眼睛却在打量着水里的人影子。看那块木板，大乌龟玩累了，一家子会到上面去休息。是呀，另一个人口里应着，心里翻来滚去，终没蹦出自己想说的那句，懊悔不已。有那已经暗里表白的，约了月亮之下，长廊之上悄悄一聚。怀揣着一颗怦怦跳的心回到寝室，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话也吞吞吐吐起来：让人亲了，会不会有小孩？几个本地同学领命速向妈妈或姐姐打探，回来神神秘秘耳语：放心吧，不会有的！这才心定下来，天空依旧多彩。 桥边新开了家书店。店主是个勤快的小青年。每次周末，我去寺里找姐姐，回家时两人必定折进去七翻八翻，舍不得买却又喜欢。一天，小青年期期艾艾开了口：“要不，你们借回看，别弄脏。”“记得早点还，再换。”他红了脸，眼睛不敢看姐姐，好像比我们还不好意思，“我认识你，喜欢你的戏。”我回头瞧同样低着头捋着两条长辫子的姐姐，秋天的蓝空下，姐姐穿件小圆点花衫，真好看！ 就这样，沉寂的古庙暗生波澜。一群少年男女鲜灵活泼，如鱼儿般扑剌剌搅动了深潭。而凡尘俗念经年累月，也渐渐淡在寺内的清幽宁静里，悄然化去。 就这样度过这段长达五年朝夕相伴的学艺生涯，现已定居香城的姐姐至今念念不忘，每年回乡相聚也就成了她最快乐的时光，每次，必定要舞一舞她的水袖，我也跟着手舞足蹈一番。几件大庙里的男女青春波荡的往事被揭秘了，毕业后，戏娃儿们正式组为漳州实验芗剧团，恰逢姐姐和姐夫刚谈上对象，每有演出，姐夫必去剧团捧场，结束后照例要“英雄”送美，却每每发现车子不见了，好容易找着，那车胎不是瘪了就是破了，只得推着走，十分狼狈！如今，这件无头公案终于有了着落，酒宴上，几位堂堂的局长、主任，一个个觍着脸儿，不打自招：“是我把自行车偷偷拉去旮旯藏起来的。”“放气的是我！”“扎钉子我也有份，哈哈！”原来当初大家一听姐姐要外嫁香港，均愤愤不平，以为那是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岂能眼睁睁看着剧团姐妹跳入染缸！众兄弟本着无比朴素的阶级情感，千方百计阻挠，使出各种花招，当真是不择“手段”！还供出一桩陈年旧案：某一天，剧团上演折子戏《雪梅教子》，姐姐饰演雪梅，幕启，娉娉婷婷出场，甩个飘袖，做悲戚状，开口要唱“可叹儿夫丧镇江，每日织机度日光。但愿我儿龙虎榜，留下美名万古扬”,突然一片寂静，后台三弦、苏笛、月琴等大小乐器通通没了声音，片刻，才吱吱呀呀，重又响起，姐姐呆立那里，一惊一急，眼泪啪嗒就掉，顺势唱出“哭调”，观众以为她太入戏，还哗啦啦掌声四起。事后挨了批，姐姐很委屈，也一直不明就里，以为自己走神，在剧团里几次真诚检讨了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元凶终于“良心”发现，投案“自首”：原来是后台领奏的老班，指使大伙儿群体作案，故意慢了半拍，为的是替团里一暗恋我姐而未果的兄弟“复仇”！哈哈！真相大白！酒宴上，大家你捶我打，笑成一团！ 姐姐在多部传统戏目《三进士》《三家福》《五女拜寿》《安安寻母》等及现代戏《龙江颂》里担任角色，尤其苦旦（芗剧中的青衣），更为她所长。后来，姐姐因为诸多因素，怅然离开了剧团，或许曲曲折折本就是人生一出完整的戏？姐姐终是对戏里的一切难以忘怀，离家前，她把她心爱的水袖留给了她最亲的妹妹我，嘱托我好好收藏。 柜子里，依然是碧白的一小团，叠得整整齐齐的，隐约透出几缕清芳。 假如我不从艺 方文达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有道是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有些事情虽然不堪回首，却难以忘怀。就说当年我从事体力劳动的事。 年，我初中毕业，正逢“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但没机会继续上学，到处都是红卫兵抓批斗、抄家、贴大字报、上街游行示威、大辩论等等。父母亲不让我出去参加红卫兵。我在家待烦了，向他们要了51元，买一辆旧自行车开始营运载客，每天交给母亲1元，剰余的我自己储蓄。当时1元算不少了，载一个客人要走5公里才赚一毛半。后来，晚上还是让居委会叫去当基干民兵和民办夜校教师。由于参加街道义务工作，有时照顾到烟麻站做季节工，虽然累一点，但不必在公路上晒太阳淋雨，而且每天报酬2元多。年上山下乡时，我已经是身强力壮的20岁青年了，1米8的个头，75公斤体重，劳动起来不逊当地农民。初下乡时，工分只评给六分半，几年后升到十分工，是当地农民中最高的。年我结婚后，再强的劳动力也养不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农闲时，我经常与当地农友结伴搞运输，用独轮车到十几公里外运红糖、粮食、烟叶等，有时去载客。当时这种劳动称为搞资本主义副业，政策是不允许的。 此外，我的四哥在县燃料公司工作，照顾我到煤炭厂做家属工。偶尔还向厂里买些煤，运到生产队抵劳动工分。当时用自行车运输，每车七八百斤不在话下。记得有一天下午，天快要下雨了，场上的煤饼如果被雨淋了，两天的劳动就白做了。煤饼要过磅后收入仓库，我们才能计算工资，工友们抓紧抢收。我挑了一担煤，过磅时足足斤，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还以为看错码了。想当年，每天下班时，肚子饿得呱呱叫，还经常为邻居送一担煤两三百斤，以此多赚一点工钱养家糊口。70年代初，云霄建向东水渠，把淡水引向东山，我经常用自行车载大米到孙坑大湖工地，四包大米多斤，且要经过几个很高的山岭。如今想来自己也不可思议。 我的三哥在屠宰场工作，也经常照顾我当运猪工人，一辆自行车可载三头大猪，从和平乡内洞村到下寨出口站有50多公里，有时一天要跑两趟。运猪与运其他东西不一样，活猪被捆在自行车上，与汽车交会时挣扎个不停，而且当时的路很窄，路面是沙石，哪有现在的水泥路或柏油路，经常会摔倒。有一次，我到常山下云村运猪，那天收购的猪都很大，按惯例，我让几位工友先挑，剩下两头最大的由我来。谁想这两头猪脾气特暴，一路上嚎叫不停，上岭时我下车在后面推，没想到胸口被后面那头踢了一脚，疼痛难忍。推到岭上我架好车，朝那猪屁股挥了两拳，它叫得更凶，一气之下，我往后脑勺又打了一拳，那头两百多斤重的猪竟然不再动弹，一命呜呼哀哉。运到大埔屠宰站急宰，发现后腿肉充血，烂了。屠宰员向领导汇报，这头猪运输时摔死了。不然的话，在计划经济的当时，一头活蹦蹦的猪运到大埔就死掉，是要追查责任的。 我做过的工种，至今使我最难忘的还是下海捕鱼。70年代初，我与大侄儿合买了一艘小船，在漳江与太平洋交界的海口捕鱼，夏天炙热的太阳与海水的反射，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船上带的饮用水也是有限的，整个人晒得像非洲人一样黑；冬天海面结冰，手在海水里捞网，冻得都麻木了。有一次，我们把船驶到东山附近，天还没亮，干脆抛锚，两个人在船上睡一觉再劳作。没想到起风了，一觉醒来，船飘到大海中央，不远就是台湾界了，两个人拼命往回划，直到中午才划到东山，还好没被海警发现，否则，以为要下海投敌，那就说不清楚了。 当时还有一种工作就是载氧气瓶到汕头、厦门或旧镇充氧。一支氧气瓶～斤，每次载两三支，当天到汕头或厦门，第二天充满气后返回。云霄距离汕头公里，距离厦门公里。如果去旧镇只有50公里，可当天返回。有一次，我在汕头与广州自行车运动员住同一旅社，他们听我说我运氧气瓶的重量和行驶速度，都不大相信，认为我这样的体力胜过他们专业运动员，还建议我报名参加他们团队，可惜我当时已经有了家庭，不方便外出了。 有时我想，假如我不从艺，也许是个劳动能手或体育健将。 再说说我从商的一些事情。 年我才10岁，我国与苏联断交，前苏联对我们实行经济制裁，我国闹饥荒，饿死无数人。邻居有卷香烟到街上叫卖的，一包香烟只有几分钱。我上小学三年级，白天上课，晩上也学着卷些香烟到街上叫卖，一包可赚一两分钱。有一次让我的老师看见了，他不但没批评我，第二天还拿了一包烟丝叫我帮他卷。每年农历七月普度时节，恰好是学校放暑假，我找来红、黄、绿等色纸，自己动手糊纸旗，刻纸饭碗，到乡下叫卖，这两种都是普度拜神必用的。那个月能赚好几块钱，九月份开学时弥补学杂费，因为家里给的钱不够交。读初中期间，我已学会骑自行车，每年暑假帮二哥做鱼干买卖。每月逢一、四、七日赴车圩卖鱼干；二、五、八日赴马铺圩卖鱼干，回来顺便买些木柴或木炭回家；三、六、九日赴陈岱圩进货，只有逢十才休息一天。由于从小出生在工商业家庭，受到家庭的熏陶，耳濡目染，有点经济意识，载客时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知道物资有差价，我会顺便买些货物回来转卖，有时比载客收入还多。比如到漳浦、东山沿海地区，就买鱼干、豆腐皮；到广东饶平，就买飞鹰、丰收牌香烟；到诏安、四都，就买藿香（中药材）、红糖等等。记得有一年，我装氧气瓶时不小心脚被砸伤，要好几个月才能恢复运输工作。生活不允许我这样待在家里休息几个月，我学着从商，曾经到杭州买香烟回云霄卖，这种买卖被称为搞投机倒把。当时买的香烟多数是大前门、牡丹、上海等名牌烟。 我从年开始写春联上街或下乡销售。当时云霄只有文字牌墨汁，我把墨汁提前倒出来缩水，有时干脆去火炉煮浓，又从外地买来朱红色的纸，这样，我的对联字黑得发亮，写在朱红色纸上不同一般，而且写完很快就干了，虽然当时的字写得不好，但卖得很好。后来干脆做起批发，每年农历八月份起，晚上没事就写对联，到十二月份就积累了成千上万副春联，全县有十几个摊点卖我的春联。有一年，由于大字报泛滥，县城墨汁脱销，文具店买不到墨汁，我到化工原料店买来金刚粉和明光油，拌匀后写春联特漂亮，群众非常喜欢。 年，我调到图书馆当馆长。有时间经营第二职业，刚好在水产商店工作的爱人要下岗。我创办了群艺斋让她经营管理。群艺斋专营文房四宝、文化办公用品、名人字画，并承制广告招牌，兼营打字印刷、刻印等业务。为了吸引人脉，我订下规定：市、省级书画会员在本店购买文房四宝，可优惠百分五至十的价格；在本店订制匾额、灯箱、广告招牌等，不收取本人的书写费。如此吸引不少客户，生意红红火火。有一次，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卢主任莅临云霄调研，路过我店，看到里面有挂字画，进来参观，才发现是我家开的店。回漳州后，市书协开会时，他介绍大家来云霄参观群艺斋，学习我的做法，艺术家走进社会，艺术与市场经济接轨，同时把艺术品推向市场。 我也曾经做过期货。70年代，每年六七月鱼汛期间（俗称大春），我到东山、漳浦买几百斤鱼干，放两个月后，九月份开始放货，价格可翻一倍以上。五月份考菸生产期，我到农村买烟叶，放三四个月再出售，利润颇丰。也曾经到诏安四都买红糖回家，放一两个月再售出，也是获利不少。有时把红糖运给有关部门收购，换来化肥票，再把化肥票售出，利润更多。 年底，我父亲因病逝世，隔年1月，我回城补员，安排在县水产一店第二门市部当营业员，后来当记账员、门市部主任、总店出纳，年任水产一店业务经理。水产一店属公私合营集体企业单位，有5个门市部，30多位职工。年，改革开放后，政策允许对外采购水产品，实行议价经营，我经常到厦门、泉州、晋江以及本地区龙海、漳浦、诏安、东山等地采购水产品。记得年有一次，我从厦门釆来一批鱼干，十三吨多，那些鱼干是电焙的，没有足干，必须尽快售出，否则会变质。又是江南梅雨季节，遇上鱼汛旺季，漳浦、东山、诏安每天几十吨鲜鱼进入云霄，没有人过问鱼干，很多老鱼商为我担忧，我也寝食不安，眼看过几天这些鱼干会变质，又没太阳进行复晒。虽然是集体生意，但我店底子薄，亏损不起。后来，我通过多方面联系，把鱼干分别运到平和、南靖等地推销，最后不但不会亏损，还小有盈利。我县同行多有赞许。 年，我离开商业界，到县潮剧团从事文化工作。如今想来，假如我不弃商从艺，也许我会加入云霄烟界，赚了大钱再转轨，成为不少人羡慕的优秀企业家、经济能人，政协、人大挂个衔头。就是不加入烟界，在其他经济建设中也许同样会有所作为。所叹如今现实中，时遇一些不懂艺术，不尊重艺术家的尴尬局面，令人哭笑不得。 予以为，诚如余秋雨先生所言：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抑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心之所在，都是驿站，将来起程也不再那么迷惘。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苦辣酸甜…… （因篇幅有限，只选登部分作品） 赞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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